儒士的困境 ——家累之前,曾巩和王安石齐家的比较
孔子曾经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是说他小时候家里穷,所以为了养家糊口他学了很多君子(士大夫,贵族)不会或不屑于去学的手艺。若干年后,孔门弟子阐述他的学说,总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顺序,也是一个轨迹,在未能将家人安顿好——长幼有序,温良恺悌,免于饥寒,有尊严生活之前,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普世重任先别急着去做。正派地经济自己的小家庭不仅不违反儒家信仰,反而是儒家先圣所鼓励的。孔子不是对颜回说过:“使尔多财,吾为尔宰”的话吗,颜回在孔门弟子中是以德行却又极度贫穷著称的。另外,孔子还说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个可求有个前提,按良性社会契约来实现,以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为根本。
王戎说过:“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对家人的体恤关爱,是世俗之人的血肉体现,而儒家是倡导入世的学说。所以家人的冷暖犹切于自身的冷暖,敦睦家庭,饥寒二字的解决是最基本的实现。而怎样正派且适度地解决后顾之忧,正是验证修身的成果,身修不正自然做不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同时,正派地解决了家庭之事,也验证了其人具备正派且正确解决国家和天下大事的能力。
颜回虽然“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德行受到老师的赞赏同门的崇敬,但贫穷过早夺去他的生命使他等不到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却千古同叹。孔门还有一位弟子也一生缧绁于贫穷,他名叫原宪,杜甫有句诗这么说:“难甘原宪贫。”不甘于重蹈原宪的覆辙,但不义而富且贵对他们来说是不行的,即便不甘也只能安贫如素。杜甫相较颜回和原宪算是宽裕的,他父亲曾是奉天令,自己做过河西尉这样的小官,也做过左拾遗这样清要的官,且长期受封疆大吏成都尹严武的关照和接济,就这样他的幼子还是死于饥饿。显然,像杜甫这样的有高尚品格的儒士虽然行为上守住了“君子固穷”这个儒家规则,内心还是希望能以“君子坦荡荡”的方式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条件的。
儒士怎样解决这个困境呢?自隋唐之后,特别是宋朝,由科举晋身,再食君之禄是最坦荡的路径。但这条坦途是建在山脊上的,不是所有的儒士都能登上这条坦途。即便登上,还有禄食的区别,虽没有云泥之别,也足够让人多一次选择的犹豫。王安石和曾巩两人都是自奉甚俭而节操可风的人,先后科举晋身,在如何食君禄而齐其家的选择上,他们是有相似的理念和认可的。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任江宁府通判前,在江西、四川、广州的几个县辗转为官,从主簿做起,直做到韶州知州,官位不低,但育有七男三女,家累颇重,故王益宦游途中一直不曾购置房产,直到景佑四年(1037年)通判江宁府才在江宁府购办家产,一家十二口方才安居下来。这一年王安石十七岁,前一年,王安石陪着守制期满的父亲去京师听候新的任命时与曾巩结交,互相激赏对方为人和文章。结交曾巩前,王安石“大抵闭门独学,无师友”。(《王安石年谱三种》,下引同)
两年之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去世。守完孝后,王安石进京赶考。对此,多年后他有一段文字这样解剖当时的心态:“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单,乃始怃然欲仕。”因为父亲去世,自己是家中成年男丁,得接过养家重任,不得已才去博取功名,以便挣得俸禄养家。当年,王安石一举中式,日后,他在《忆昨》诗中这样描写金榜题名时的感受:“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属闻下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他将养家糊口视为出仕的唯一动机,并将父忧时全家惶惶不可终日的凄凉作了刻骨的渲染。入仕后王安石屡次以家累为由推辞掉在京任清要之职请求外任时,时人颇有疑其为“矫”的议论,以至于曾巩专门写了《答袁陟书》为其辩诬。那么当年王安石这段心路历程算不算矫情呢?我认为不算,王安石当年二十一岁,才第一次赶考,而曾巩此前已经进过一次考场了。不过,要探讨这段心路历程中更为深沉的因素必需对王安石所读之书所历之事进行深入探寻,这就要非常详博且细致的研究,笔者不具此力。至少彼时他所说的理由,笔者认为未尝不是真正的理由。
王安石仕途第一个官职为签书淮南判官,就官后次年请假探亲,从当年(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起用两个月水陆交进回了趟老家临川,省觐祖母和舅氏,又专程去了南丰探望曾巩,在南丰一直流连到八月假期限至才上路。曾巩有送别诗道:“君子畏简书,薄言返行役。”记叙了当时的情景,如果不是假期期限到了,王安石还会在南丰和曾巩谈诗论文。在曾巩诗句里,将赴官就任写作行役,这固然是熟语,道的是官禄的牵绊使人不自由,不能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多少也表露出博取官禄奉养家庭的这个认识曾巩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然而,“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陶渊明已从五斗米中辞归,王安石才刚上路,曾巩则还在等待上路。
在扬州三年官满,王安石回京师候差遣,任大理评事,两年后,外任鄞县令。在鄞县三年,期间有诗纪事:“收功无路去无田,窃食穷城度两年。”说的是在鄞县既无实现治国手段的大效果,家里又没有田亩可让自己归隐,什么都干不了,却干拿县令的俸禄在鄞县这个穷县度过两年(穷城也可作困境解)。其实,在鄞县,王安石兴修水利,试行青苗法(当时只鄞县一县实行,未成法条),民得其利,是很有作为的,这俸禄他拿得问心无愧。在鄞县,王安石从二十九岁干到三十一岁。在这期间,他的朋友曾巩郑重向文宗欧阳修推荐他的文章和为人,欧阳修有纳入门墙之意,王安石默拒。其孤傲如此。但因曾巩的引荐,欧阳修还是记住并非常欣赏王安石。
三年期满,王安石再度回京师候差遣,被委任为殿中丞。殿中丞是个从五品的官,所在部门殿中省负责皇帝的生活,殿中丞的职位类似于现代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按说,升了官,又在皇帝身边工作,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应该很满意了吧?可是不,王安石并不安心留在开封,一年后,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安庆)。为什么?一句话:长安居,大不易。京师的生活指标太高了,从五品的俸禄不足以赡养一大家子人。
可能这次去舒州是王安石主动提出的,放弃京城生活主动去支援二线城市建设的高风亮节感动了朝廷的一位大佬——文彦博,这位日后王安石主要的政敌之一向皇帝上奏要求提拔王安石,以奖励“恬退”之风。朝廷听从了,召王安石进京入“馆职。”与此同时,欧阳修也上奏朝廷,要求调王安石回京当谏官。这两个官职都很清要,提升空间很大,就是俸禄略薄,再有就是得居住在京城。
王安石为此连上《乞免就试状》,“臣以祖母年老,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比尝以此自陈,乞不就试,幸蒙听许。方惧为罪,不图执事之臣,更以臣为恬退。令臣无葬嫁奉养之急,而逡巡辞避,不敢当清要之选,虽曰恬退可也,今特以营私家之急,择利害而行,谓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罢县守阙,及今二年有余,老幼未尝宁宇,即令赴阙,实于私计有妨,伏望特寝召试指挥,且令终满外任。”这状文字有些矛盾,其中“先臣未葬”,其实早在两年前他还在鄞县任上就请假将父亲葬于江宁府蒋山。不过,在写状的这年,他家还是出了状况的,他的长兄王安仁去世了,遗下二女未字待养。以此看来,他的家庭情况还是颇为窘急。
在上了乞免就试状后,王安石又写了一首《舒州被召试不赴偶书》诗:“戴盆难与望天兼,自怪虚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独清廉。”要奉养家庭就不能靠薄禄而居住在生活高指标的京师(太牢,庙堂贡品,太牢代指京师),只能去生活指标较为低下的外地(槁壤代指京师之外的地方)任职才能俸禄有余,虽然不赴召试,但我一样还是食君之禄,不敢自言清廉。自怪虚名云云,可证王安石当时已名满天下,他不肯进京担任清要之职,使士大夫有“安石不出,其奈天下何”的感觉,视他为东晋的谢安了。当然,同时还有认为他“矫”的责备。
欧阳修得知王安石拒绝了自己的推荐,并在他写给自己的《上欧阳永叔书》中了解了他这么做的原因是要奉养祖母后,于是通情达理地转而向王安石推荐群牧司判官这个职务,并周到地为他解释:“群牧司领内外坊监,判官比他司禄入最优。”在同样的品位官职中,群牧司判官的俸禄是最高的。这次,王安石同意接受了。他之所以同意,有因为他坚辞馆职和谏官的主要原因“奉养祖母”已经没有了的因素在,祖母谢氏已于去年(景佑五年,1038年)谢世。和他同为群牧司判官的司马光记叙了一件当年发生的事情:“至和中,某与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时包孝肃(包拯)为使,号清严。院中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举酒相劝,光素不喜酒,亦强饮之,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光以是知其不屈。”面对包公这样强势的上司的劝酒,连司马光都屈从喝了,王安石终席不饮。要知道包公是面谏仁宗,话语急切中,口沫横飞至仁宗脸上而仁宗不敢当他的面擦掉的。王安石拒绝包公的劝酒,可见其即便领五斗米也不折腰的强硬性格。所以王安石日后最主要(没有之一)的政敌司马光也难免对他“不屈”的性格感到震撼并且钦佩不已。
在俸禄优厚的群牧司判官位上呆了两年,王安石再次以家累原因上书要求外任——这和曾巩转徙六州时一再上书请求回京任职可谓泾渭分明,但原因都是一样的,既奉养老母。这次王安石条陈的理由是:“顾其亲闱老矣,兄嫂尚皆客殡而不葬,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亲戚往还之势,而成婚姻葬送之谋。”母亲已老,兄长和嫂嫂都客死他乡停柩而未葬,及冠和及笄的男女丁口需要为他们各个谋划婚姻,等等的因素,京师物价昂贵,再优厚的俸禄也伤不起。他不敢请求从京城往外辐射一千里之内的州县,只“伏乞东南宽闲之区,寂寞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以博禄赐之入,幸甚。”上书之后,朝廷任命他为知常州军州事。常州离江宁府不远,方便他照顾家庭。至此之后,王安石只在辞退同修起居注的时候说过“亲老口众,难住京师”外,对其他的任命不再推辞,也不再提起家累。看起来,他似乎不再为家累烦恼了。
比起王安石,曾巩的家累更重,解决的时间也更长,解决的方法甚至带点辛酸。他的父亲曾易占天圣二年(1024年)中进士第,历任太常丞博士,如皋知县和玉山知县。在玉山任上,曾易占仕途逢难,景佑三年(1036年)受上司诬陷落官。而这时曾易占膝下共有五子五女一孙,受诬落职后经济来源便中断了,平时家里日用开销也大,毕竟人口众多,要为长子曾晔次子曾巩支付赴京赶考的费用,积蓄什么的应该剩不下多少,一家十口衣食营生顿成问题。父亲落职那年曾巩年方十八,在京城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回到南丰发现家遭巨变,父亲的官丢了,兄弟五人,年幼的方才出生(曾布),成年的没一个考得功名有禄入可养家。他们家世为儒,决不会考虑经商(经商在当时属于贱业),田租的收入也没有。此时的他们家到了“无田以食,无屋以居”(曾肇《亡兄曾巩行状》)的困境,科场失意的曾巩回到家看到这种情形,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怎么扭转局面?唯有科举,唯有兄弟中有人中得功名,取得俸禄。可下一场科举还得再等三年,现在有眼下之急得解决。
景佑四年(1037年)冬,年关将近,曾易占决定去筠州(今江西高安)探访余靖。他带上次子曾巩,以便借此向余靖请益文字。余靖是广东韶州人,天圣二年进士及第,和曾易占是同年。景佑三年曾易占落职的时候,余靖在京师任集贤校理,因参与朝廷中的党争,偏向范仲淹,这一年也被贬到筠州监筠州酒税。对曾氏父子的来访,余靖觉得很突然。他在《曾太博临川十二诗序》中写道:“念兹得罪去朝,守土滨江,同年不疑(曾易占的字,笔者注)曾兄惠然拏舟见顾。闲日共言临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诗以露其奇。其诗皆讽咏前贤遗懿,当代绝境,未尝一言及于身世,陶然有飞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真吾所尚哉。”看得出余靖是知道曾易占此时的处境的,而曾易占言不及此,只谈“山水之美”,并且有“陶然飞遁之想”,自有心照不宣的难言之隐,余靖序言中对曾易占表现出来的风度大为赞赏,称之为“通”。当然,他对同年携子来访的真实目的还是了然的。
陪坐的十九岁少年曾巩,心中大概别有况味。四十六年之后(元丰六年,1083年),曾肇回忆亡兄当年处境,写道:“公时尚少,皇皇四方,营饘粥之养。”筠州之行,恐怕也是这种情况吧。此时的曾巩,文名未著,刚结交的好友王安石也还未露头角。
在第二次赴京赶考之前,曾巩的生活大概就在类似奔走筠州这样“奔走四方,以营口食”(王琦珍《曾巩评传》)中度过了两年,这两年对他来说是个煎熬,但他还有希望,三年一次的科考会改变命运。他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所以忍耐得下。
再次进京(庆历元年,1041年),曾巩决定自荐于当世大儒欧阳修门下,若能如愿得列门墙,对学问、文章是有好处的。于是他写了《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内容大致和李白《与韩荆州书》的“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类似,对欧阳修大为颂扬,褒之为“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又担心遭拒,最后写道:“若以庸众待之,寻常拒之,则巩之望于世者愈狭,而执事之循诱亦未广矣。窃料有心于圣人者,固不如是也。”字句中已经露了哀矜之色。欧阳修读了这封书,大为赞赏,许以门生之名:“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虽然如此,那年的科考,曾巩再次落榜。王安石则榜列第四高中。
落榜还不是曾巩最失意的事,有那么些人,对己所不悦之人特爱落井下石。他们蛰伏暗处,以众口成毁誉,积唾沫来销骨。曾巩落榜,养家无能,那么他们对他的各种“品题”便天然可信。一时之间,吠吠狺狺之声追咬着曾巩这个名字。有个自认为王安石的朋友名叫段缝(又作段逢),写信给王安石列举他所听到的曾巩的罪名:不孝,不悌,以致连亲友都对之畏惧(自然是厌恶的别词)。王安石读后大怒,立刻援笔反驳:“(曾巩)其心勇于适道,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养无亏行,家事铢发以上皆亲之。父亦爱之甚,尝曰:‘吾宗弊,所赖者此儿尔’。”对针对曾巩落榜而产生的无能之说,王安石斥道:吾谓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他日犹为班与扬。在各自受诬时,保持着相互的信任,并为对方大声疾呼,王安石和曾巩可谓难间之密友。
第二次赴试不售对曾巩的打击是蛮大的,四年后(庆历四年,1044年),他在给欧阳修的意在推荐王安石的信里,难得地吐露了家庭的困顿:“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这种情况比王安石“母老弟弱,衣穿食单”艰难多了,而且王安石已取得功名,可以用俸禄养家,而曾巩仍“奔走未足供藜藿。”这一年他的祖母谢世,是年曾巩二十六岁,被父亲寄以衰宗所赖的他压力是越来越重的。文章日渐长进,功名却遥遥无期,家事又仔肩独担。在给欧阳修的另一封信《上欧阳龙图》中,自怜身世的味道就很浓了:“南丰,贫贱也。乞丐以供事,故常奔走于道路,无须臾之暇能果其欲。”他在奋力养家,抱着病躯,饱受冷眼,却一筹莫展。欧阳修也为他叹息:“嗟吾虽得之,气力独何弱。”不能带给曾巩一个功名改善他的处境。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染上肺病,几成沉疴不起。计划中的去鄞县探访王安石的计划也搁浅。他在《代书寄赵宏》一诗中写道:“今年霜霰虽未重,室冷尚无薪可燎。一亩寒酸岂易言,局促不殊鱼在罩。”简直绝望了。当代诗人北岛有首诗只一个字,题目为《生活》,内文为“网”,曾巩当年就有自己是被网住了的鱼的感觉。
生活除了是网,还偶尔给人以触底反弹的假象。庆历七年(1047年),落职后一直不停造人(又连续生了五个女儿)的曾易占得到朝廷的召命,进京叙用,可以重新为官了。曾家一下子燃起了希望。儿辈中曾巩是被寄予厚望的,自然此行由他陪同。当时欧阳修在滁州任太守,曾巩也想借此行去见一别七年的老师。北上中途,曾巩转道滁州,盘桓二十余日后,在南京(今河南商丘)追上父亲时,父亲已病倒在逆旅。因着欧阳修在滁州为曾巩写给罢相杜衍的推荐信,人地两疏的曾巩得到杜衍的援手。但曾易占的病已经药石难进,终于撒手人间。如果没有杜衍的帮助,曾巩是难以扶灵回乡的。但即便是有了杜衍的帮助,扶灵回乡的曾巩的内心还是大惊慌和大凄凉的,他在《读书》诗中记载了那次千里扶灵的经历:“最自忆往岁,病躯久羸尪。呻吟千里外,仓皇值亲丧。母弟各在远,计归恐惊慌。凶祸甘独任,危形载孤艎。崎岖护旅榇,缅邈投故乡。至今惊未定,生还乃非常。”母弟各在远的处境比起“母兄呱呱泣相守”是更仓皇的,没人安慰和商量,何况又要担心不在场的远方亲人“恐惊慌”。而“危形载孤艎”和“崎岖护旅榇”,更是难以想象的凄凉,因此“至今惊未定”,觉得“生还乃非常。”家族复兴的希望转眼成为泡影,同时形成另一个困境。那年曾巩二十九岁,而立之前,他所经历的实在太多。回到家乡,家中又添了一口,父亲的遗腹子,六弟曾肇出生了。
此时的曾巩要负担一母四弟九妹的生计,而他仍是布衣。好在此时曾巩文名已著,洪州知府刘沆见他一贫如此,于是资助了他一笔金钱,曾巩用这笔钱在南源买下一处田地,与诸弟耕读起来。南源买田,免去了曾巩四处奔波的苦辛,生活安稳下来,一安稳,便将近十年,期间娶妻生子。自庆历元年再试不售后,他一直没参加科考,大有隐居林下之风。
一家十数口的温饱问题庶几解决了,虽清贫依旧,但生活只要稍稍得以改善,他便可以“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而不乱于贫贱之中。”(《与杜相公书》)他似乎不图仕进,打算专心于“韫经纶事业”(朱熹语)了。他的南城的老师李觏不也没有出仕吗?“欲将志义期千载,只合溪山过一生”(曾巩《题宝月大师法喜堂》)。从家累的重压下破开一道缝隙,长舒一口气,此时的曾巩大概有杜甫的“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的感受吧。
而家世为儒的人家,还是忘不了科举的。在耕读的清贫岁月中,曾巩的继母朱氏夫人时常勉励曾氏诸兄弟:“我诸子中得一二人登第,庶兴我家,贫不足虑也。”嘉佑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秋闱,曾巩和诸弟(其中一位是叔伯弟)决定赴试。在送六个后辈同去京城赶考时,朱夫人又说:“是得一人登第,稍食微禄,吾无憾矣。”此后,就是有名的六子齐登科。曾巩终于登上仕途。
由于长年奔波于下尘,入仕后,曾巩兢兢于官职所在地方的民事、水利、吏事、行役的治理,所做出的成绩可与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清官、能官相颉颃。而且他依旧是相对清贫的。治平二年(1065年)他在京城任馆职,这一年他的同母弟曾牟去世,他在《与介甫第三书》写道:“子进弟奄丧,已易三时矣,悲苦何可以堪。二侄年可以教者,已随老亲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怀仁,视此痛割,何可以言。”虽然现在有弟辈为他分忧,他不必再“家事已独当”,但他作为家族中的精神支柱,还是躬行奉养老亲,抚循子侄,一份薄禄还是用在家族上。转徙六州期间,朱夫人已年老,因此留在京城。曾巩数次上疏祈求调回京师抚养母亲,终蒙允许,在弟弟曾布调任陈州,朱夫人要与之同去时,再次上疏请求外调颍州,只为离母、弟近些。神宗留下他,令他“专典史事”,撰修《五朝国史》。后来曾巩因上《太祖总论》,过于褒扬宋太祖,犯了宋太宗嫡裔宋神宗的忌讳,所成史篇,当时只留在史馆未能付梓,后世以《隆平集》命名问世。史书而贯以文集之名行世,曾巩生前即便能料到这结局恐怕也心有不甘吧?
不久朱夫人谢世,曾巩就此离京,随后病逝于江宁。病殁之前,辞相隐居江宁已经七年的王安石“日造其卧”(王琦珍《曾巩评传》)探访抚慰,两位至交好友之间,自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为神宗讲课提出要坐下来讲,而曾巩为此写《讲官议》认为这是很失礼的争议中,开始产生(笔者臆断)日后因多种政见不同日益扩大的嫌隙,在生死别离前弥合了。
从曾巩的生平来看,“不乱于贫贱”这句自评是很中肯的。如果说曾巩在贫贱中“不乱于贫贱”是难能可贵的,后来登第通显后不乱于从前的贫贱则尤为可贵。《菜根谭》有言:静中静非真静,动处静得来,才显性天之真静。此语可解曾巩在贫贱中修身、齐家的成果。
王安石也同样“不乱于贫贱”,是非常“坦荡荡”地以仕进谋得俸禄来齐家的。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王安石和曾巩都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是不用服劳役且都有祖产可供“苟延”的。他们仕进前的“家贫”和“贫贱”是相对其他优裕的士大夫家族而言的,并没有达到赤贫的程度。只不过,仕进前曾巩家的生活状况要比王安石家更为局促些。而仕进后王安石屡次以“家累”为辞,形似对朝廷有观望待机之意,这使他遭受到“矫”的猜疑。相反于此,曾巩的所作所为当得起“醇儒”二字。但毕竟,王安石政治家的因素要多于儒士因素,这一点无可厚非。
本篇来源南丰地方研究中心内部刊物《文化南丰》 作者:彭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