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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公遗录》中看曾布的为人
来源：
曾巩纪念馆
日期：2017-03-11 19: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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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公遗录》中看曾布的为人
曾布因赞襄王安石变法而遭世人唾骂，更有甚者，元人修史，竟将其列入《宋史·奸臣传》。千百年来，很少见文人学士（尤其是历史学家）为其洗刷奇冤，其间虽有梁启超等独具卓识的人对其一生予以充分肯定，意欲抹去他一些不很光彩的历史污点，然而收效甚微，因为附和者寥寥，可见要翻历史公案，不会比登天容易。
以前，我也曾撰文论及曾布的无辜，但也觉得一味将曾布的形象拔高而又无有力的依据，且对他某些不当的言行避而不谈，并不是真正地为曾布正名，有时恐怕还适得其反。清末学者缪荃孙在他编纂的《藕香零拾》中辑录了三卷《曾公遗录》，虽不能反映曾布的全貌，却也可从中窥见曾布的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大致情况。通过反复研读，大有所获，根据此文献，试图将曾布的优缺点“提炼”出来，以求教于研究曾布生平的的专家学者及关注曾布历史定位的广大读者。
傅林辉先生将《曾公遗录》易名曰《曾布日记》，并进行了认真的校注，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案头无《曾公遗录》，文中所引用的论据均从《曾布日记校注》一书中得来，虽然该书有些不尽如人意处，但也给我提供了方便。下面将曾布为人为政的优劣揭示出来，这是我心目中曾布的形象，也许和真实的历史相去无几吧。
一、曾布是一个公忠体国的骨鲠之士。众所周知，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对曾布大加揄扬：“吾谓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此话并非溢美，我们可以从《曾公遗录》中得到印证。
曾布大权在握是在哲宗、徽宗两朝，其时党同伐异，互相掣肘、互相攻讦的情形非常严重，那时人人自危，生怕有朝一日大祸临头。但曾布却气定神闲，自诩自负，他曾说：“人皆怕执政及台官，唯臣不怕，何以故？臣不怙过，兼职事不至乖谬，但请搜寻检点，恐无不当者……”。身居高位，常被人觊觎而敢自诩“职事不至乖谬”，平常言行“无不当者……”，试想当时的朝廷有谁敢于如此大言？
曾布与章惇矛盾很深，原因是多方面的。章惇私心太重，施政多有偏颇，引起多人不满。而曾布虽然也讨厌他，却并非一味指责，比较别人稍显公正。在论及章惇未与众人商量便擅自复了刘何差事、弄得举朝哗然时，曾布指出章惇“欺罔太甚”是“诸公误丞相”，说“诸公随顺是误他。若臣与之同列必以理争，如此，则惇亦无过举矣。”当着三省（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是政府首脑）大臣之面，敢于直言不讳地责备他们“误丞相，”若他“与之同列必以理争”，决不无原则地“随顺”，章惇的“过举”全赖他身边的人阿谀奉承所致，这都是那些唯唯诺诺的人私心作祟，他曾布绝非无原则阿附的宵小！也是在谈及刘何时，章惇 (与刘沾亲)说道：“臣不敢避嫌（指复刘何差事）”，曾布即答曰：“此言公则不避嫌可也”。是呀，只要是为公，有何嫌可避，身正不怕影子斜嘛！曾布当时任枢密使，乃军事长官，不像“三省能祸福人”，满意的便“迁擢”，“若违咈，祸患立至”，而枢密院则无此权力，曾布还表明自己即使有权也“不敢如此”，反正他只有公忠体国的唯一念头。曾布与哲宗谈及章惇、蔡卞交恶之事，他道：“大臣不当如此”，因为他二人结党而彼此“毁訾”，致使“政事”“乖谬”，“上下内外缺官”，由于相互扯皮而“得不到补充”。曾布并说：“若有一人能执义理，持公论以自处，无不可胜人之理。古人云：‘正己而物正’，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也。”他还对皇上说：“臣……致身朝廷，于国事不敢不倾尽补圣听”，如果大家都能公忠体国，像曾布那样“执义理”、“持公论”，朝纲就不会紊乱。再看看曾布这番铿锵有力的话：“人君所以乘衣（按：乘衣，应该是垂衣之误）拱手无为而天下大治者，以得人也。若庙堂得人，则亦不至每事烦圣听，且如平日所进呈事，或议论未合，自不可将上，岂至于陛下前纷纷争口舌也。有骨鲠之人在位，则庙堂不正之论已消之于下矣，以至内外上下缺人，若以公议差除，岂有不可之理？但在上者得人，则事大小无不修举，何至于劳圣虑也。”表面看，他是在为皇帝着想，实际上是为国家大计建言献策，使执政大臣秉公办理国事，拔擢有用之材，则“大小事无不修举。”
有一次，廷议边事时，曾布与章惇发生摩擦，言语多有龃龉，曾布指章惇“多以声色加人”，他自己“偏衷亦不能忍”，故往往纷争。但曾布表示“国事所系，不敢苟且”，此外是应当“相亮”（注1）的。只要不牵涉到国事，个人恩怨是可以互相谅解的；若与国事有碍，则必须坚持原则，“不敢苟且”。章惇也指责曾布同样易发怒，曾布答道：“布无他所争者，皆国事，不敢误朝廷措置尔”。表明自己“发怒”、“纷争”皆因国事，并非图谋私利。曾布还宣称如果是错误的决策，“ 则布死也不敢从也”。话语掷地有声，态度刚正明朗，真乃骨鲠之士！
元符二年（1099年）十一月，时近冬至，哲宗要给军班等特支，曾布听说后马上去检索以前特支情况：冬至例支十七万贯，端午节八万，于是他向皇上谏言：“侥幸之例不可多，启此祇应一日，恐止可用端午例。端午比冬至大约多减三分之一，亦有减半者，似颇酌中。”记得当年曾巩曾向神宗提过“节用乃理财之要”，如今曾布也主张“节用”。与其兄长的看法完全一致。而且是在宋王朝的财政越来越左支右绌的情况下，皇帝何乐而不从呢！
元符三月正月，哲宗晏驾，徽宗继统，向太后垂帘听政。君臣在朝廷议论推恩事，徽宗是向太后力排权臣之议援立的，自然很感恩，欲将太后两个弟弟宗回、宗良封以高官，诸大臣更是抓住千载难逢的讨好机会，纷纷建议予以高官厚禄，其中蔡卞提出给节度使，曾布持异议，认为不可“转两官”。蔡卞又提出给“使相”，曾布更认为“尤不可轻授”。三省还提出太后尚有妹婿“合与推恩”，可曾布仍不附议，说先皇很讨厌那个人。在曾布坚持下，居然全部搁置下来。在议立徽宗继位时，曾布是完全站在向太后一边的，按带理说，他不仅会同意皇帝和众臣的意见，或许还会提出更出格的动议，以迎合太后的心理。可是大出人们意料，曾布竟然当着皇帝、太后的面予以反对，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一位世所罕见的骨鲠之臣。
二、曾布厌恶结党营私，从不以私废公。哲宋、徽宗两朝，党争激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攻讦对方，无所不用其极。但曾布却鹤立鸡群，凭着一股凛然正气，不屑与那些无耻之徒争一日之短长。他曾对皇上剖析说：“蔡卞门下士布满中外……气焰不可响迩。陛下践祚以来，所收用人材，无非叶天下公议，四方鼓舞称颂。若问卞则无一人为可用者……善人君子一切屏斥……奈天下公议何！缘君子以小人为邪，小人亦以君子为邪，听察之际在人主旌别尔”。
元符二年七月九日 ，在朝廷上议论边臣孙路与执政章惇私交一事，曾布曾有一段精彩的话：“臣所陈孙路事理灼然，而圣问所及，执政（指三省）无一人肯分别是非者，此无他，但惜人情尔。古人以谓‘持禄养交’，正为此也。养交私情，好以持保禄位，如此，则于国事奈何？”结党营私，即“持禄养交”以“保持禄位”，古代心术不正的臣僚无不如此，曾布既然敢于直言不讳地在大庭广众之间指斥同僚的奸邪，足见他的心地是纯洁敞亮的，至少可以证明他不会与佞臣朋比为奸。进而他在皇帝面前表明自己不阿附的态度：“章惇、蔡卞，众人所畏，臣与之争论，未尝有所假借……孤立自守所恃者，惟睿明每加洞照，故议论稍伸尔……”，正是由于皇帝的信任，曾布的政治抱负才能得到施展，他完全可以不与惯用鬼蜮伎俩的人“养交私情”。
章惇曾说：“臣不敢避此嫌”（指复刘何差事，因章惇与刘何沾亲），曾布接过话头：“所言公则不避嫌可也”，是啊，“内举不避亲”嘛！然而，真的是为公么？恐怕未必。且看曾布后面的话：“三省能祸褔人，兼事如意必迁擢；若违咈，祸患立至。”因为三省掌握着黜陟大权，他们并非为国荐贤黜恶，“不避嫌”是冠冕堂皇的假话，任意“祸福人”乃是他们的本色，章惇所谓的“不避嫌”便在曾布的言语中不攻自破了。曾布还说：“密院不惟不能祸福人，兼臣亦不敢如此。”他的话再明白不过了：一则他没有结党的资本，二则他也不敢为谋一己之私而去结党。曾布还说过类似的话：“大约今日士人皆分隶惇、卞门下……臣在西府，亦无以威福人，兼亦无所党与，故门下亦无人。”枢密院虽不能直接“祸福人”，但也在执政之列，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其他手段去“祸福人”，症结是曾布“不敢”，也即不愿以私废公。
三、曾布秉持大公至正之心，有意消释党祸，实在难能可贵。自元祐更化至哲宗亲政，北宋朝廷新旧两党此消彼长，互相倾轧，为祸甚烈。曾布一直身处旋涡之中，与时沉浮，有时未免“对上语多持两端，议论多偏”，“然时以元祐、绍圣均有所失”，而曾布“欲以大公至正”之心消弥党祸。缪荃孙认为曾布较之章惇、蔡卞辈“究属天良未泯”（以上引文均出自缪荃孙语），也就是说曾布虽然“多持两端”，但身处那种政治氛围中确实很不容易。曾布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而且总企望能大展身手、名垂青史，他不可能一味蛮干去惹恼皇上，只有委婉进言，有时不得不“持两端”，看皇上的态度而决定进止取舍，只有对他不求全责备，才能正确评价他大公至正的言行。
徽宗践祚以后，大赦天下。曾布抓住这大好时机，向皇帝进言：“登极大赦非常赦之比，窜谪之人延颈以望生还，方春夏瘴疠之时，早得迁徙为赐……”，又说“元祐之人虽不可收用，岂可不与量移？”当满朝新党怨恨“元祐之人”时，曾布敢于挺身而出，为他们求情，没有足够的勇气与极力想调一两党的政治眼光，是万万做不到的。他也可以明哲保身，何必惹恼新党权贵？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居然敢大言“贬窜元祐人过当”，言事者多以“诋訾神宗政事”为由，要置旧党于死地。诋毁神宗，那还了得？处罚再重，也不为过吧？曾布敏锐地觉察到那帮卑劣之徒，只是快意恩仇，哪里是为了维护神宗的声誉？于是他在徽宗驾前言及章惇诱导哲宗以诛杀臣民为务：“章惇误朝廷举措非一事，多此类，如贬窜元祐人过当，虽以诋訾神宗政事为言，其实多报私怨。”他还以具体例子来说明问题。王珪于定策之际，说了“上自有子”，并非过错，只是因他态度不够果决，便诬他心怀异意，自宰相师臣竟降为司户参军。尤其是司马光，他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将，在新党眼目中，够得上十恶不赦。新党得势，谁敢替司马光说句公道话？徽宗和曾布谈论司马光，认为他有罪，曾布自然不敢反驳，并顺势列举司马光执政时诋毁神宗、废除新法、斥逐新党的种种“罪行”，但话锋一转，又委婉地向皇帝说出自己的看法，绍圣中有人诬司马光等“有反逆心，谋废立事”，纯属子虚乌有，“天下皆以为冤”。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罗织罪名的龌龊嘴脸昭示于天下。曾布说此话的良苦用心只有一个目的，暗示皇帝要明辨是非，切莫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元祐之人，一定要秉大公至正之心，才不至于“矫枉太过”。早在哲宗时，他便说过：“岂有一经元祐任使之人，便不可用？”可见曾布想调一两党的思想行为是一贯性的。
四、曾布是一个既忧国又忧民的社稷之臣。自古以来，有多少表面上是一心为国而实际上是残民以逞的奸邪之徒？他们的所作所为，总会造成民怨沸腾，动摇封建统治根基的结果。曾布以他独到的眼光和爱民的理论行事，便与那些无耻无知的人大相径庭。他不仅主张对反对新法的大小官员要“区别邪正是非”，进而引申为对待一般平民百姓也要心存体恤。章惇曾鼓动哲宗对西夏用兵，大言要灭夏国，曾布当即予以驳斥：“近岁诸路进筑城寨，兵民劳敝，财用粮食俱阙乏，幸而西人款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经营诛灭夏国，如此即忧在中国，不在四夷也。”以当时宋王朝的经济状况和军事实力衡量，根本不可能一举歼灭夏国，章惇等人不顾国之安危，民之“困敝”，好大喜功，实在是头脑发热，利令智昏。曾布敢于对皇上、宰臣泼冷水，一则体现了对时局洞若观火的判断，一则更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元符二年五月，曾布与三省同呈折子，说“晋秦兵民疲敝，今来曲赦，当稍滂沛，如蠲免租赋，放欠负免，支移折变，皆民实受赐也。”曾布还细心地提到：“赦词当从政府草定，恐学士命词或不能尽朝廷意”，“当明示以休兵息民之意，不惟慰安民心，亦是释二虏之疑也。”可见曾布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同三省进呈扎子的。他之所以“再三喋喋”，无非是一定要达到“慰安民心”之目的，在细节上考虑得如此周详，足见他遇事毫不苟且的另一精神风貌。
哲宗屡次督责臣工，欲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蔡卞赞之益急。但曾布却持异议，认为需要认真考虑。他说：“（此事）已废罢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推行，则人不至惊扰”。王安石推行新法，有许多操之过急之举，以至“人情汹汹”，结果欲速则不达。有鉴于此，曾布的意见得到皇帝的首肯，使蔡卞等急切立功而“惊扰”百姓的举措暂时延缓下来。吕惠卿、章惇 、许将等人曾向徽宗建言，认为“已与西人誓约”，对身陷蕃部的汉人便不当收接。曾布大不以为然，驳斥道：“将士陷蕃能拔身归汉亦大不容易，岂可不收接？欲送与西人令杀戮？此不近人情！”曾布的提议获得通过，他又一次挽救了不少无辜人的性命。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曾布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这既是为国家长治久安，也是为解救持不同政见者的不二良方。他曾对徽宗说：“先朝每深怨指斥者（指“毁谤朝廷”的人），然杀之不能禁。陛下罢武德侦逻，然亦不闻有狂语者，中外皆知圣德仁厚，自士大夫至闾阎仆隶辈，人人鼓舞称颂而已”。是啊，只要政治清明，士大夫及闾阎仆隶只会称颂圣德，谁还会无端“狂言”呢？乍看起来，他是在“溜须拍马”，让徽宗十分受用，细思起来，这种奉承话其实解除了一些言语过当的人被当局纠察的厄运。
五、曾布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熟谙边情的称职枢密使。众所周知，宋朝的枢密院乃掌武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号称西府。枢密院长官枢密使必须具备军事素养。曾布从绍圣元年（1094年）任此职（包括同知枢密院的时间）至元符三年（1100年），在任六七年，决非偶然。宋廷的边患由来已久，北辽和西夏无时无刻不在觊觎宋土，而宋朝统治者为了苟安，一味地忍让，年年输币，以求暂时安宁。王安石变法，意欲改变这种军事上“积弱”的局面，也曾取得一些成效。历元祐、绍圣而边情依然严峻，是战是和，执政者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任职西府已久的曾布，熟悉敌我态势， 胸中更有韬略，凭他超迈常人的胆识，力保宋朝疆土不至沦于敌国，说他是宋室干城，一点也不为过.
筹边大计，本来就是枢密院的职责，所以凡措置应接边防事都是曾布深思熟虑后“斟酌草定”，三省虽于其间移易一两句语言，但基本上都是照曾布所拟方略实施。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度（措置）亦不至大段乖谬”。
边臣孙路欲渡何建关，只以私书与章惇商议，朝廷不知，密院不晓，曾布十分懊恼，因为当时情势不宜躁动，于是他果断地“草定诏旨”，戒孙路“务以恩信招来（注2）部族，不得专以兵马迫胁……别生边患”。廷议在青唐等边地创置州县，赞之者多，而曾布很觉不妥。他说：“今创置州军，官吏、将佐、兵马、戍守之费，皆须朝廷馈运应付，经久未易支梧。兼朝廷所少者非土也，一向贪荒远之地，但疲中国尔。先朝创熙河一路，元祐之人皆以为财力不及可弃；今乃更于熙河之外创置州县，岂易供给？”审时度势，开边也许能给皇上和执政大臣头上加上光环，但当时的宋廷财力严重匮乏，好大喜功，只能给捉襟见肘的宋王朝雪上加霜，所以他力劝哲宗放弃此策，他以神宗时王韶经营西河招致物议为例，说如今若蹈前辙，岂不被后人诟议？最后曾布回到自己的职责上来：“臣于措置边事，不敢不为远虑，故不敢诡随众人……，”由于曾布对国事与边情条分缕析十分精当，哲宗从不以为然到深以为是的转变，绝大部分朝臣也都被他的言语所折服，章惇等攻击曾布“非先朝而是元祐”的谰言因此宣告破产。此前，也曾谈过对西夏用兵，曾布就持否定态度。他举熙宁年间欲灭交趾为例，说明事不可为。那时，他对主将郭逵说过：“交人虽海隅寸尺之地，然国有百年，兴衰存亡，必亦自有天数，岂人力所能必？”不幸而被曾布言中，宋军果然无功而返，这不是他自吹自擂，炫耀自己的“未卜先知”，而是将话题转到对西夏的用兵方面，说明强敌夏国，远胜交趾，岂可轻举妄动，自贻伊戚？所谓“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曾布是深谙个中真谛的。以宋朝当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制服强敌，胜算太小，曾布的洞若观火的真知灼见，尸位素餐的宋室群臣谁能望其项背？
为了制敌，宋朝在与西夏交界的边疆筑了不少城寨，有些还深入敌境。这些城寨“瞰临夏人巢穴”，可“制西人之死命”，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曾布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虚有其表，必须“深戒边吏”要“十分备御”，决不可掉以轻心。否则，不惟不能收效，恐怕还适得其反。他针对有些人“道听途说”便指手划脚、胡言乱语，撹乱了密院的军事部署，导致“边计可忧”，于是指出“今日城寨尤不比前日，不惟不可轻议弃捨退缩，若备御不至……一处为西人所破，则边计便须动摇”。巩固边防不该冒进的要谨慎从事；若于我有利，则必须坚守阵地，不可畏葸退让，这便是曾布筹边的韬略，比起韩琦和范仲淹来也不会逊色多少。
徽宗甫临天下，边境很不平静。曾布却于其时镇定自如，区划布置，十分得当，皇帝稍感宽慰，对曾布自然很赏识。元符正月二十五日对旨时，曾布提到朝廷上下曾经因蕃部内乱而趁机欲得其地，蕃酋出降而宰臣率百官称贺，并建置州县诸事，说他“自事初累曾力争，以谓不可为”。后蕃人复叛，造成严重后果。他还对圣上说：“自绍圣以来经营边事，建筑城寨五十余所，无不如意”。可是却因众臣唆使哲宗招降纳叛，以至发展到如今的“狼狈”局面（指与蕃人失和，导致边境不宁），竟有些无可奈何了。这说明他本来熟悉边情，可“众人皆醉我独醒”，他的拳脚施展不开，眼睁睁看着鼠目寸光之辈坏了筹边大计，实在令人痛心疾首。他还借古人以火喻国事来说明自己的远见卓识：“曲突析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曾布是建议“曲突析薪”的人，正确的意见却被当成耳旁风，错误的决策终使朝廷蒙羞、国家遭难。最后他得出结论：“安危之幾（机），知言者不可轻信尔”。希望皇帝“深察”某些建议侵夺敌国边地的人，他们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曾布是枢密使，因此在《曾公遗录》里谈及筹边大计的内容俯拾皆是，略举数例，已足以说明他成竹在胸的军政才能。
六、曾布用才的观念与荐才的行为超乎常人，值得称道。古人对于人才的理念大都非常深刻，而且运用这种理念打天下、治理国家，均能收到奇效。问题是做到正确运用，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要识才，然后用才，可一般人多以自身好恶而对待人才，如唐太宗那样敢用敌对势力阵营中过来的魏征就少之又少了，而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歪才却总被人君看重。曾布在用人之道上无疑继承了前人正确的方面。他常对皇上说：“臣所称人材，不敢一言欺罔”，实事求是是前提，而用人又必须广求博采，所以对旨时常荐可用之材，他说：“人材难得，顾所受采未广尔”。而量才录用，却不可因一己好恶滥给其权。他曾对徽宗言道：“有功固不可不录，然岂可供以国事？臣亦累于大行（指哲宗）前开陈，以谓千金之家择一主干财物人亦不可不慎，况天下重器，宗社安危大计所在，岂可付与人作挞？”比喻恰当，鞭辟入里，指明了用人必须认真考量，不可轻授大权于无能之辈，即使有功也不行，否则对国家不利。他还明确提出：“大臣能以大公至正之道收用人材，危言正色为朝廷分别是非邪正，孰敢以为不然者？”而对于政见不同、与己不合者不能一概排斥，他多次提到“岂有一经元祐任使之人，便不可用？”兼收并蓄，合理使用，只要是有用之材，不必计较他的过去，不论他有无过失，能发挥其潜能，自然利大于弊。比如他推荐范纯礼（罪臣）为枢密都承旨，认为其“纯厚敦实，宜在左右”，而范纯礼的罪过只是受到范纯粹的牵连。曾布的这种人材理念，在当时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政坛上可谓独树一帜，别人是望尘莫及的。
由于在人材方面的问题牵扯到太多具体的人和事，纷纭复杂，头绪万端，而且几乎与其他事紧连在一起，故只简单列出几条 ，以免重复累赘。总而言之，曾布在荐用人材方面有独到的见识，是母庸置疑的。
七、曾布是一个识大体、明是非的正直大臣。前面不止一次提到了曾布在对旨时，通过辨析元祐、绍圣之人的邪正是非，希望皇帝要秉持大中（注3）至正之心，“是者则用，不是者则不用，更不必分别此时彼时”，也不必分别此人彼人，人材“处之各得其所，则天下孰敢以为非者？”
微宗因向太后极力主持而入继大统，虽然年轻，但不像以往的许多“儿皇帝”，自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事原则；向太后说是垂帘听政，却觉得皇帝较年长，不好过分插手国事。两宫之间，日久便会产生隔阂。曾布作为身处其间的朝中大臣，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未雨绸缪，煞费苦心地常劝皇帝对太后“当尽礼”，又云：“事止有是非，若所持守于公议为是，孰敢以为不然？”因太后非常谦恭，不肯越于帝前，曾布便将皇帝的诚意转告太后，说圣上表明了态度，凡事必须要听从太后的旨意。曾布还劝向太后说，与帝一同听政也是太后份内之事，一再辞让，将使“皇帝实难裁处”。像曾布如此识大体、明是非的言行，皇上与太后都觉得很感动、很欣慰。他们俩虽不是亲母子胜似亲母子，亲密无间的感情一直维持到建中靖国元年向太后去世。太后去世后留下遗旨，要将徽宗生母陈妃追封为皇后（徽宗自然乐于奉旨），而徽宗对于向太后的弃世也哀痛万分。这种真挚的情感当然源自太后援立徽宗为帝一事，而曾布居间的“加热”也功不可没。此前，曾布还建议访求皇太妃（即徽宗生母）亲属，使徽宗以尽人子之道。
对王安石的评价更显出曾布明辨是非曲直、胸襟光明磊落。元符二年十一月十三这天，君臣谈及前朝往事。哲宗说道：“王安石称道吕嘉问过当”，曾布即答道：“安石平生交游多暌违，独与嘉问始终，故称之太过”。但哲宗提到王安石“性强”时，曾布却对王安石有一番发自肺腑的崇敬：“安石以义理名节忠信自任，不肯为非。自是以此骄人，故时有过举，岂他人可比？”“其孳孳于国事，寝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称，不问疏远，识与不识，即日召用，诚近世所无也”。此话若在王安石当权时说，或可目为阿谀奉承，甚至奸诈。但这是在王安石失势并去世后说，就是秉公而论了。曾布在神宗熙宁七年无辜被王安石抛弃而远离朝廷，按理说必然对王安石心怀怨恨，虽然他是王安石起用的，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此一落千丈，谁能不因此而耿耿于怀呢？曾布却在皇帝面前极力赞扬王安石，他这种不存偏见、不抱私怨的大气度，莫说是在当时的朝廷大员中，即使古代贤达之士也难觅与其比肩的人呢。仅此一点，曾布识大体、明是非的形象便跃然于纸上，说他足为世人楷模亦不为过。
八、《曾公遗录》中还有不少内容表现出曾布敢于任事，有担当、不怙过的言行。如对哲宗说过：“臣得侍陛下已五、六年，前后议论无不可复。”“士人稍有廉耻，何敢尔”，后面这句话是指斥某些朝臣在大事上模棱两可、推诿责任的行径。微宗继统后，是否请大后垂帘听政，章惇等提出要由皇帝钦定，曾布即予驳斥道：“不然，此事乃吾辈所当任，若禀上旨，恐难裁处”。皇家避免了尴尬，曾布尽职尽责的大臣本色也突显出来了。他还多次表明了自己“不怙过”，也自信自己无大过错，所以不怕“执政及台官”弹劾，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他是一个坦荡荡的君子。
此外，曾布的才学直与其兄曾巩其弟曾肇相颉颃，因他是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冲淡了他作为文人学士的一面；加上《宋史》强加给他一顶“奸臣”的帽子，使他的著作也“遭难”而传世甚少，很难见到“庐山真面目”。而《曾公遗录》中曾布对旨及与同僚的对话，却可以窥见曾布思维缜密，说理透彻，文采斐然，宋人予其谥号曰“文肃”，良有以也。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曾布的品格与才能确实超迈常人，而《曾公遗录》仅存三卷，时间定格在元符二年三月至元符三年七月（不到一年半），他的嘉言懿行单凭“断璣残璧”肯定表现得很不全面，然而，我们还是从中可以看出曾布正直有为的高大形象。
如此说来，曾布岂不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完人么？其实不然，《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固属荒谬无稽，但缪荃孙等人指出他的某些不光彩的行为还是涂抹不掉的，我们从《曾公遗录》中可以得到部分印证。曾布在对旨时，经常挤兑章惇，事出有因，言之有据，但也有“挟嫌报复”、欲取而代之的因素在内。章惇拜相的制词是曾布拟就的，文词华赡，对其赞美有加，动机或如后人所指是“冀惇引为同省执政”，后因章惇妒贤忌能，布未如愿，“故稍不相能”。若曾布原先觉得章惇确实优秀则不必说；若是他想攀高枝、依附章惇而达到实现政治抱负的目的，其实也无可厚非。封建社会的士人，想做官，想做高官，有的是为荣华富贵、光宗耀祖，有的是为国谋利、为民谋福，看曾布的言行 ，二者兼而有之。他想往上爬，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后来见章惇的许多乖戾举措，敢于反对，有何不妥？难不成要他“从一而终”，随声附和么？ 或许曾布确有些私心，但《宋史》的作者把这点作为“奸臣”的依据，实在有些莫名其妙。
缪荃孙说曾布“权谲自喜”，在《曾公遗录》中也有迹可寻。曾布自认为是一个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人，他要跻身于北宋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用梦寐以求来形容，而他却多次言不由衷地向皇上请求退隐山林。一则是“伴君如伴虎”的忧虑，令他有“高处不胜寒”的危机感，也少不了故作姿态、试探人君的心理。哲宗时，因论刘何之罪与三省发生摩擦，便向皇上“请求辞职”，“三省恶臣如此，群小窥伺者多，臣精力衰残，提防顾虑有所不及，万一为小人捃摭，陛下亦无以主张。今秋边事已了，臣此时必不免干冒圣听，理申前请。臣衰老亦不堪州郡职事，惟乞致仕尔。”圣恩方渥，曾布却“乞致仕”，岂非惺惺作态？岂非“权谲”的表现？类似的“请求”尚有多次，如“余待罪政府已六、七年，久妨贤路，加之衰残空疏，无补朝廷……请乞致仕，归遂微志。”“臣于此时得不以罪戾而去，陛下于臣之赐厚矣！必待有罪乃许其去，亦非所以保全老臣之意。”“密院既无边事，人人可为，何必臣而后可？”乍看起来，他真的想急流勇退，归隐林泉以颐养天年，其实他就是嘴上这么一说。在请辞的同时，还在积极地谋划国事，甚至还夹杂着挞伐政敌的言语，从这件事上表现的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不是“权谲”又是什么？虽然他后来果然被“大恶巨憝”的蔡京挤出了庙堂，获“罪戾而去”，这倒不是他有先见之明，只能说是不幸而被他言中。当时对皇上的话只不过是说说而已，除了不折不扣的“权谲”表现，不会有别的解释了。
曾布和曾肇是一母同胞的兄弟。曾肇若能从“江湖之远”调至朝廷，两人携手并肩，必将更有作为。但每当皇帝夸奖曾肇的能耐时，曾布总是“默然不敢答”，或曰：“臣不敢喋喋，愿更博采众议”。即使想说些真话，也是小心翼翼，如他对皇上说道：“实无敢冀望升擢之意，但以众人诬罔，冀陛下深赐照察，则莫大之幸”。曾布的心中肯定希望弟弟能早日跻身朝班，圣主已加青睐，他却一点不露声色，貌似中正公允，其实也是“权谲”使然。再说，《曾公遗录》是曾布的日录，是他内心的自白和行为纪实，或许他将于己不利的言行略去不记，我们就很难从《曾公遗录》中找到他隐去的缺点，但作为南丰曾氏家庭的成员，他的祖辈，他的兄长及小弟都是无比正直的圣人弟子，曾布从小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决不可能做离经叛道的恶人，也就不会有成为“奸臣”的基础，虽然他不能与“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司马温公同日而语，而崇奉圣教，努力完善自我肯定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他真的不可能像蔡京、秦桧、贾似道那样邪恶。梁任公和后来一些不抱偏见的有识之士为他鸣冤叫屈证实了一句名言：公道自在人心！
历史是人写的，前人犯下的主观或客观的文字错误，我们无法令其自行纠正；今天，我们一定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其乖谬不当之处，还历史以真相，对曾布应该如此，对其他历史名人也应该如此。
注：1、相亮，相互谅解。亮，释作谅，《诗·鄘风·柏舟》：“母也天只，不亮人只”。
2、来，招致。3、大中，无过不及，恰如其分。
本篇来源:南丰地方研究中心内部杂志《文化南丰》作者：邱模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