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文集诸多刻本中,有几个刻本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一是金代中叶临汾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本,一是元大德八年(1304)东平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五十卷本,第三则是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长洲顾崧龄刻本《元丰类稿》五十二卷本。金刻本保留了不见于五十卷本《元丰类稿》的二十九首诗歌和近百篇文章,而且很可能是业已散佚的曾巩《续元丰类稿》及《外集》的部分文章,可帮助我们透见到曾文早期的风格特点,所以特别珍贵。元大德本除了版式、字画及纸质等方面的特点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是现存《元丰类稿》较早且卷数最为完整的五十卷本的刻本,加上去宋代较近,较之于明代诸刻本,更能体现《元丰类稿》的原貌。如卷七《水西亭书事》一诗,及卷四十七《太子宾客致仕陈公神道碑》自“及退而自休,日”以下,至铭词的“乃长书省”一句之前的468字,现今所见各种明刻本,无不缺漏,而大德本则保存得很完整。所以,在曾巩文集的诸多刻本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则拟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清代顾崧龄刻五十二卷本《元丰类稿》做一些讨论。
顾崧龄是江苏长洲(今吴县)人。顾氏家族作为吴中望族,散处苏州周边各县,是一个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传统文学世家,曾被康熙称作“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这个家族除热衷学术著述之外,还有喜好藏书和刻书的习惯。从明至清,顾氏家族中如顾元庆、顾有孝、顾嗣立、顾存仁、顾櫰、顾缵诒、顾崧龄,以及较顾崧龄要晚、活动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顾广圻、顾沅、顾湘,都有刻书的爱好。关于这一家族,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古籍整理、校勘和刻印活动,江庆柏先生《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凌郁之先生《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以及刊载于《江苏出版史志》1995年第2期的叶瑞宝先生《苏州顾氏刻书考述》一文,都有较详细的介绍与评论。但关于顾崧龄,我们无论是从史料还是当代的顾氏家族研究著作中,能看到的材料却非常之少。只知道他属长洲顾氏,字峻岳,一字东岩。据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上册)介绍,他是康熙五十年副榜贡生,有《东岩诗集》四卷,上海图书馆仅存一卷。而他所刊刻的书籍,现在所知道的,也只有这部《元丰类稿》。又据《绣谷亭书录》云:“曾(巩)集自元大德以后,刻者屡矣,皆不免伪漏。近何屺瞻以传是楼宋大小字二本校勘,得《水西亭书事》诗一篇,及《太子宾客陈公神道碑》内脱字四百六十有八,顷见长洲顾崧龄新刻本,缺者在焉。并以《文鉴》《文粹》《圣宋文选》《能改斋漫录》等书,凡得外集二十首。余又于《播芳文粹》(得)表牍三首,并寄东岩补之。”这大概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收集到的全部材料了。
关于这个刻本的整理与刊印过程,顾崧龄在刻本完成之后,曾写过一篇《曾南丰先生全集跋》,全文如下:
《南丰先生元丰类稿》五十卷,前明递刻以传,宜兴令邹氏乃刻于正统间,最先出。其中讹谬已多,况后焉者乎?崧龄喜诵先生文,苦无善本,又虑其愈久愈失其真,于是参相校雠,佐以《宋文鉴》《南丰文粹》诸书,手自丹黄,谋重刻之有年矣。侧闻屺瞻何太史焯每慨藏书家务博而不求精,故即近代通行之书多所是正,而先生集亦尝假昆山传是楼大小字二宋本相参手定,其副墨在同年友子遵蒋舍人杲所,因请以归,於是复参相校雠。凡宋本与诸本异同者,僭以鄙意折衷其间。如第七卷脱《水西亭书事》诗一首,第四十七卷《太子宾客陈公神道碑》脱四百六十八字,诸本皆然,则据宋本补入。类此颇多,未易悉数。至于先生《续稿》及《外集》,南渡后已散轶,见于吴曾《能改斋漫录》、莊绰《鸡肋编》与《文鉴》《文粹》中者得十三首,拟附于后。舍人闻而韪之,因又出《圣宋文选》见示,复得七首。共二十首,分为上下卷,题曰《南丰先生集外文》。刻既成,乃喟然而叹。盖叹舍人不吝之雅意,与太史是正之苦心,俾是刻得免踵讹承谬之诮,抑且搜取遗珠,幽而复光,以遂崧龄修瓣香之敬,於先生宁非厚幸哉?
先生之文,自宋以来,序而颂扬者众矣,以崧龄荒陋,即欲置喙,宁有加焉?因次王震以下序十二首,总冠简端,惟自述其重刻缘起如此。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夏四月日,长洲后学顾崧龄谨跋。
此文开头所说的明正统十二年宜兴县令邹旦的刻本,是入明之后《元丰类稿》最早的刻本。以其卷后辑录有大德本丁思敬后序,学界一般都认为是源自大德本。但这个刻本校勘不很精严,踵讹承谬处甚多。此后的明刻本则又大多以这个刻本为底本,递相沿袭,错讹更多。顾崧龄选择的底本是哪种?他在这篇跋文中也没有说明。但从本文开头一段话来看,他校勘《元丰类稿》应是分两段进行的。其最初未必选定了某一刻本做底本,再参以他本。而很可能是以邹旦本和其他明刻本互相参校,在参校中又佐之以《宋文鉴》《南丰文粹》诸书,完工之后,曾拟将这个校本付梓,惜未如愿。后来又得到何焯曾精校诸多古籍的信息,何焯曾参照昆山传是楼所藏《元丰类稿》的大小字两宋本,校勘过《元丰类稿》,并写下了许多精审的校记。蒋杲藏有这些校记的副本。于是,他从蒋杲处求的这个副本,再行校勘。蒋杲又给他提供了《圣宋文选》一书,他从中又辑得曾巩佚文七篇,结合此前从《能改斋漫录》及《宋文鉴》《南丰文粹》诸书中辑录的一十三篇,合为南丰集外文两卷,于康熙五十六年予以刊行。此书刊行之后六年,何焯也便去世了。
跋文所说的何焯,字屺瞻,号义门,长洲人。康熙四十一年由直隶巡抚李光地举荐,以拔贡生入直内廷,特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编修。曾长期校书武英殿,后赠侍读学士。大概就在这期间,他对诸多古籍做过很严谨的校勘,写下了许多极有见地的校勘文字和批语。他因而也被认为是开启清代考据学风的先行者。至于他对曾巩《元丰类稿》的校勘,是在他入仕之前,还是其后,因为不见于资料记载,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何焯文章在当时极负盛名,尽管著述颇丰,但据《四库提要》说,在当时却没有什么著作传世。他去世之后,先是其子何云龙、侄子何堂与弟子沈彤收集他的这些文字,整理成编,交何堂的堂弟何祖述刊刻。不知何因,何祖述最后只刻了六卷,于乾隆十六年印行。其后又由蔣维钧广为蒐辑,编为五十八卷的《义门读书记》,于乾隆三十四年刊印。其中关于曾巩《元丰类稿》的校记计五卷。不过,这都是顾崧龄校刻《元丰类稿》以后的事了。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而推断,顾崧龄所参看的何焯的校记,应是蒋杲所保存的何焯的手稿副本,而不是后来成书的《义门读书记》。
其次,是跋文中所说的传是楼。传是楼是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徐乾学的藏书楼。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外甥,也是昆山人。康熙九年进士,授编修,曾任《明史》总裁、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侍郎。传是楼以其藏书的丰富和精选,在当时便名闻遐迩。汪琬《传是楼记》说它“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橱,贮书若干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种……凡为橱者七十有二”。何焯参校用的大小两宋本即取自他的藏书中。
再者就是跋文中所说的蒋杲。蒋杲,字子遵,也是长洲人,康熙五十年进士,历官户部郎中,廉州知府。最后编定《义门读书记》的蒋维钧,则很可能是其后辈。
理清了上面这些关系,我们再回到顾崧龄校刻《元丰类稿》上来。应该说,顾崧龄的校勘是认真的,加上又借鉴并吸收了何焯的成果,所以这个刻本成了现存《元丰类稿》诸多旧刻本中校勘最为精严的刻本。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其中辑入的《元丰类稿》,即以此校本为底本。当代学者陈杏珍、晁继周先生整理、由中华书局印行的《曾巩集》,也是以其为底本的。
顾刻本的价值,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补录了明刻本所遗漏的作品。这又分两类,一是整篇遗漏的,如第七卷中《水西亭书事》一诗。另一类则是行文有脱漏的,如第四十七卷的第一篇《太子宾客致仕陈公神道碑铭》,自“及退而自休,日使家人诵书,常数千言”的“日”字以下,至铭文的“乃长书省,乃宾宫朝”一句前计四百六十八字,顾本予以了补入,使之成为完篇。在上引跋文中,顾崧龄自叙这两处都是在得到何焯的校记后,据宋本补入的,这无疑是他吸收了何焯校记的具体表现。不过,有一点也是必须说明的。顾崧龄在这里没有提到元大德本,而且说何焯所参校的,是两种宋刻本。看来他们两人都没有看到过大德本。因为在大德本中,上述两处都不存在脱漏问题。但不管他们看到过没有,他们据宋本补入,使之完整,这一点,还是值得特别肯定的。
其次,是收集了曾巩的二十篇佚文,编为集外文两卷。关于这二十篇佚文,顾崧龄在跋尾中说,辑录自《宋文鉴》《南丰文粹》《能改斋漫录》和《鸡肋编》四书的十三篇,辑自《圣宋文选》的七篇。但实际上,在上述诸书中,存在这二十篇文章互见的情况。表列如下:
《国体辨》(《圣宋文选》《南丰文粹》)
《邪正辨》(《圣宋文选》《南丰文粹》)
《说势》(《圣宋文选》《南丰文粹》)
《说用》(《圣宋文选》《南丰文粹》)
《读贾谊传》(《圣宋文选》《南丰文粹》)
《书郑魏公传》(《圣宋文选》《南丰文粹》《宋文鉴》)
《上欧蔡书》(《圣宋文选》《南丰文粹》)
《代上蒋密学书》(《圣宋文选》《南丰文粹》)
《代人上石中允书》(《圣宋文选》《南丰文粹》)
《听琴序》(《圣宋文选》《南丰文粹》)
《杂识二首》(《宋文鉴》)
《怀友一首寄介卿》(《能改斋漫录》)
《厄台记》(《圣宋文选》《鸡肋编》)
《问尧》(《圣宋文选》)
《论习》(《圣宋文选》)
《说言》(《圣宋文选》)
《说非异》(《圣宋文选》)
《治之难》(《圣宋文选》)
《上田正言书》(《圣宋文选》)
《代人上永叔书》(《圣宋文选》)
顾跋所说的辑自《圣宋文选》的七篇,指的应该就是后面这七篇。但实际上前面的十三篇中,只有《杂识二首》和《怀友一首寄介卿》是不见于《圣宋文选》的。
这些文章的辑录,对后人研究曾巩早期文章风格特点,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曾巩文集,据曾肇所作曾巩《行状》说:“公未尝著书,其所论述,皆因事而发。既殁,集其稿为《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但《续稿》和《外集》都早已散佚。欧阳修在《送吴生南归》一诗中,曾说过他初次读到曾巩文章时的强烈印象:“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导之,渐敛收横澜。”在《元丰类稿》首次结辑成集的时候,王震在其序文中言及曾巩散文的特点,也说他“异时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慓鸷奔放、雄浑瑰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刘埙《隐居通议》说“近得《续稿》四十卷,细观其间或多少作,不能如《类稿》之粹”。但这种个性鲜明的风格特点,在现存五十卷本《元丰类稿》所收作品中,体现的却并不是那样突出。但在顾本所辑的两卷集外文的大部分作品中,我们却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杏珍、晁继周先生发现并由中华书局影印了金代临汾刻本的《南丰曾子固先生集》。我们如果仔细检点其中所收集的诗文,可发现顾刻本从《圣宋文选》等处辑录的集外文,绝大多数都见于金刻本。而且一些文章在金刻本中,原本是取子书的分类组合形式来分卷的。如《国体辨》《邪正辨》在金刻本中则是和《时俗辨》《号令辨》,加上《治之难》(金刻本作《为治难》)合为第四卷的。又如《说势》《说用》《说言》《说非异》四篇,在金刻本中,《说势》《说用》《说言》三篇是和《说学》《说官》《说宫》三篇共同组合为第七卷的。而《说非异》则是和《说内治》《说遇下》《说夷》合在一起为第八卷。此外,如《问尧》《论习》后还有一篇《论贫》,加上《书与客言》《书虏事》《书唐欧阳詹集》《讲周礼疏》合编在第五卷中。《读贾谊传》《书魏郑公传》(金刻本作《书魏郑传》)则和已收入五十卷本的《元丰类稿》第四十八卷的《洪渥传》合为第六卷。这中间固然有些不是纯粹的子书编组形式(这和金刻本只是曾巩文集的一个选本有关),但大体上还是显示出秦汉子书传统的组合面目。这中间的许多文章,都是《元丰类稿》和顾崧龄所辑集外文没有收录到的。陈杏珍、晁继周先生的《曾巩集》,从中辑录出除顾刻本集外文已辑录的佚文以外的诗32首,文78篇。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无论是何焯也罢,还是顾崧龄也罢,大概都没有见到过这个金代刻本。但即便如此,当我们将金刻本所载录的这些曾巩佚文,和顾崧龄所辑集外文做一比较,仍旧可以进一步看出这些文章中所体现的曾文早期的风格特点的。所以,尽管顾崧龄的辑佚还很不全面,但他毕竟为我们透见到曾巩早期文章的大致面目,甚至感受到他已散佚的《续稿》和《外集》的一些信息,提供了很可贵的资料。从这一点上讲,顾崧龄所辑录的集外文尽管只有二十篇,其贡献当是不容被抹杀的。
顾刻本所以为后来的曾巩研究者特别推重,还有一个原因是其校勘较流传下来的诸多明代刻本要精严。我们在前面说过,顾崧龄是经过了两次校勘的,其中不但有他自己的校勘成果,还借鉴和吸收了何焯的校记,这自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增强其校勘的质量。不过,清代的四库馆臣还是觉得有美中不足之处。《四库提要》的《元丰类稿》提要说:“康熙中长洲顾崧龄所刋,以宋本参较,补入第七卷中《水西亭书事》诗一首,第四十七卷中《太子宾客陈公神道碑铭》中阙文四百六十八字,颇为厘清。然何焯《义门读书记》中有校正《元丰类稿》五卷,其中有如《杂诗五首》之颠倒次序者,有如《会稽绝句》之妄增题目者,有如《寄郓州邵资政》诗诸篇之脱落原注者,其他字句异同不可殚举,顾本尙未一一改正。”《提要》只说及了对《水西亭书事》和《太子宾客陈公神道碑铭》的增补,其实,顾刻本对何焯校记的去取远要复杂。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关于《元丰类稿》的校记共五卷,其中涉及诗歌194篇,散文442篇,绝大部分是校勘文字,也有少部分是对艺术手法和文章特点的评论。顾刻本对何焯的校记意见还是采用了不少。如为四库馆臣批评的所谓“妄增题目”的《会稽绝句三首》,明刻本误刻为《会稽绝句三首送赵资政》,何校记指出“宋本无‘送赵资政’四字为是”,顾本其实是做了删除的,《四库提要》批评错了。《瀛洲兴造记》“为南北角道若干里”一句,何校记云:“‘角’作‘甬’。”顾刻本予以了改正。同篇“昔郑火灾”一句,何校记云:“‘灾’字衍。”顾本删去了“灾”字。又如《进太祖皇帝总论并状》之“将无以使列圣巍巍之伟迹焜耀昭彻”一句,何校记:“‘伟’作‘韪’。”“觉悟万世”一句之“悟”,何校记云原作“寤”。“自天宝以后”,何校记云:“‘以’作‘已’。”“纪纲寝坏”,何校记云:“‘寝’作‘寖’。”“有所乏少,常振助之”,何校记云:“‘振’作‘赈’”。顾刻本都一一做了改正,即便是可以互通的字也如此。又“忧吏民之不良”一句,何校记:“‘民’字衍。”顾本删除了“民”字。“其群臣有恩旧、有劳能”一句,何校记:“‘其’下有‘于’字。”顾刻本做了增补。在另一些篇目的校勘中,他又是有选择性的采纳。如《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中“与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后”一句,何焯校记云:“‘与’字上有‘公’字”。顾本没有增补。文末“夫公之赫赫不可尽者,固不系于祠之有无”一句,何校记云:“‘尽’作‘盖’”。 顾本也没有改回。但“四方闻之,争奋而起。唐卒以振者,公为之唱也”一句,何校云:“‘唱’作‘倡’。”顾本则予以了改正。“今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某,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某,相与慕公之烈,以公之尝为此邦也,遂为堂而祠之。”何校云:“‘知抚州聂君某’,‘某’作‘厚载’。‘通判抚州林君某’,‘某’作‘慥’。”顾刻本则均做了补正。至于《四库提要》所说的未被采纳的几处,也确实存在。如卷四的《杂诗五首》中“相去几年今与古”一首,明刻本在“少年百事锐”一首之前,何校已指出其次序颠倒,但顾本没有改正过来。卷八《过灵壁张氏园三首》,何校记云:“‘灵’当作‘零’”。并引《宋史·地理志》所云“元祐元年始割虹之零壁镇为县,其改为灵璧,则在政和七年”为证,指出:“曽之作诗,苏(轼)之作记,皆在未为县之时,不但‘零’之为‘灵’未改也”。顾刻本没有采纳何校记的意见,依旧作“灵壁”。卷十八《清心亭记》“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则万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一句,何校记云:“‘则万物自外至者’,‘物’下有“之”字。”顾本未依何校记增补。同篇“亦可谓能知其要矣”一句。何校记云:“‘能’字衍。”顾本也未将“能”字删去。如《寄致仕欧阳少师》诗,何校记云:“作‘《寄致政观文欧阳少师》。’原注有‘固辞宠禄,归就休闲。进退之宜,四方所仰’十六字。”顾刻本未按何校记增补。同卷《寄郓州邵资政》诗,何校云:“题下原注:‘蒙郓州知府安抚资政书,言入秋以来,甚有游观之兴,而少行乐之地。因问敝邑山水之景,见索新诗。某荒废文字久矣,惟重意之辱,不能自已,谨吟二百字上寄。’俗本删节不完,今依宋本改正。”这段原注,在大德本中也一样,但正如何焯所说,在一些明刻本中却被删节,显得不完整。顾刻本没有采纳何焯的校记补入原注注文,而是沿用了何焯所称“俗本”删节后的话:“蒙问敝邑山水之景,见索新诗。重意之辱,谨吟二百字上寄。”
在顾刻本中,这种如《四库提要》所说的“未一一改正”的地方还有不少。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如顾崧龄在跋尾中所说的,“凡宋本与诸本异同者,僭以鄙意折衷其间”。也就是说,他还是加入了自己的判断和取舍,而不是对何焯校记的全部照搬。对一些何校记虽已指出,但他认为其实是无误的,他便未做改动。如前所举《进太祖皇帝总论并状》中“大惧智不足以窥测高远”一句中的“窥”字,何校记说宋本作“究”,顾刻本便没有采纳。第二,则可能和顾崧龄、四库馆臣所看到的何焯校记不同有关。顾崧龄校勘《元丰类稿》在康熙五十六年前,他所看到的是藏于蒋杲家的副本。而何氏后人首次汇集刊印的六卷本《义门读书记》,刊印时间是在顾刻本印行三十四年之后的乾隆十六年。蒋维钧蒐集整理并刊印的五十八卷本的《义门读书记》则更晚,是在乾隆三十四年,较六卷本又后了十八年。《四库提要》的《义门读书记》提要作于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元丰类稿》提要则作于乾隆四十六年,较顾崧龄校刻《元丰类稿》已晚了六十四年了。以此,四库馆臣所依据的何焯校记,应该是蒋维钧蒐集的比较完整的《义门读书记》。顾崧龄看到的副本则属未及付梓的手稿抄本一类,至于这个副本是否完整,他在跋尾中没有说明,但和四库馆臣看到的蒋维钧刻本《义门读书记》,显然是有区别的。这中间有些校记他没能看到,也未可知。
综上,我想我们可以就顾刻本《元丰类稿》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一、尽管顾崧龄在刻本前汇编的十二篇序跋中收有丁思敬的“后序”,但从顾刻本和元大德丁思敬刻本的比较中,还是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焯还是顾崧龄,应该是都没有见过大德本。顾崧龄最初采用的只是明代的一些刻本,后来才参考了何焯的校记,于康熙五十六年刊印了新校勘的《元丰类稿》。而何焯所用的又是大小两字的宋刻本,所以,他们在校正明刻本的错误和脱漏时,都没有提到和宋本比较一致的大德本。
二、在关于《元丰类稿》的校勘中,何焯的校记是最精审、最有价值的一种。顾刻本借鉴并吸收了他许多意见,所以在现存《元丰类稿》各种版本中,顾刻本远比明代诸多刻本要好。
三、顾刻本参考的何焯校记副本,和比他刊行《元丰类稿》还晚五十余年由蒋维钧蒐集刊印的《义门读书记》,很可能存在出入。但四库馆臣所依据的,是比较完整的《义门读书记》,这却是可以肯定的。《四库提要》批评顾刻本没有完全采纳何焯的校记,以致一些何焯在校记中已指出的相异或脱漏处,没有一一改正,也是合符顾刻本实际的。这可能和顾崧龄有自己的判断和取舍有关,也可能和双方所依据的何焯校记不同有关。但就总体来看,顾刻本仍不失为现存《元丰类稿》诸刻本中最精严、最有价值的刻本。
出品:南丰县地方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