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安禅勤上人①
曾巩
讵知萧洒②吾庐旧,却有高明③此寺邻。
水竹迸生刚节老,秋山过抱④翠岚新。
惟怜季子⑤归来困,自笑原思⑥久更贫。
深识幽人⑦风义⑧厚,扫轩开榻最相亲。
注释
①上人:僧人。
②萧洒:冷落;僻静。
③高明:崇高明睿,聪明智慧。
④过抱:环绕;围绕。
⑤季子:指战国时洛阳人苏秦。秦早年外出游说,黄金耗尽,穷困而归,家人皆耻笑之。后佩六国相印,又经洛阳,兄弟妻嫂不敢仰视。秦问其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嫂答:“见季子位高金多也。”一说苏秦字季子,一说嫂呼小叔为“季子”。事见《史记·苏秦列传》。后借指穷困者或先穷后通者。
⑥原思:孔子弟子,又名原宪,字子思。他“蓬户褐衣蔬食,不减其乐”。
⑦幽人:幽隐之人。
⑧风义:情谊。
诗中的安禅寺
据相关记载,安禅寺不止一处,至少宋时桐庐分水、山西太谷等地就有安禅寺。曾巩诗《赠安禅勤上人》中的安禅寺则在南丰。曾巩六世孙曾渊子(宋理宗淳祐十年即公元一二五○年进士,历知新昌县、右正言、监察御史、同知枢密院事、两浙安抚制置大使兼知临安府、参知政事、广西宣谕使)《学宫左旁斋舍祠堂记》载:
圣贤之道流行天地间,而其神气则无所不之也。吾六世祖南丰先生曾文定公,盖传圣贤之道,为世儒宗,而生于南丰,其神气尤显。邑东之奉亲坊与秋雨堂之在城西者,实世居之第,与安禅寺跬步而近。公常(通“尝”,曾经)有《赠勤上人》诗题寺壁,云:“讵知
潇洒吾庐旧,却有高明此寺邻。水竹迸生刚节老,秋山
迴抱翠岚新。惟怜季子归来困,自笑原思久更贫。深识幽人风
谊厚,扫轩开榻最相亲。”余少时读书其中,见公手泽,不胜感慨,乃为摹刻之《金石录》中,经今几载矣……
曾渊子所载《赠勤上人》即《曾巩集·卷第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的《赠安禅勤上人》无疑。两者相较,有三字区别(萧—潇,过—迴,义—谊),然而意思相近。
根据曾渊子的意思,曾巩题诗的寺院与城西之秋雨堂“跬步而近”。《南丰县志·卷十六·古迹》(同治版)载:“秋雨堂,在江楼之下。”该县志同卷又载江楼在西里坊,卷二“疆里”载西里坊即为城内九里(后称“坊”)之一。再结合其他相关记载,可推断西里坊、安禅寺以及曾巩当年在南丰的住宅就在现在南丰老县城西面,准确地说应该就在老城区上水关一带。
然而,我们必须提及《南丰县志·卷十三·祠祀》(同治版)所载“安禅寺”条目,引录如下:
安禅寺:西理坊,旧名禅邱,宋治平中赐今名。绍定二年寇毁,重创未就,因事没官。咸淳四年又毁。七年,曾文定公裔孙渊子为江西安抚使,思表其先,命邑令杨休于寺址构造,榜曰“南丰先生曾公之祠”,以奉祭祀。元初起废立寺,明洪武七年归并金仙寺等二十七寺为丛林,嘉靖四十二年毁。时方建忝将府,遂迁便民仓于寺基,其右建林公祠,祠后仅存隙地,万历三年僧圆镐新创殿,塑佛像,制新而基狭矣。国朝康熙十四年寇毁,二十四年邑令郑釴重修。
全条目引录,想说明如下问题:
1、此亦可证实安禅寺在西理坊。
2、安禅寺之变迁,初名“禅邱”,再名“安禅寺”,三改建为“南丰先生曾公之祠”(南丰查坑曾氏后裔藏《续修曾文定公族谱》中名此祠为“学宫左旁斋舍祠堂”。前文所提曾渊子写有《学宫左旁斋舍祠堂记》即为该祠堂作记),最后还多次兴废,至清康熙二十四年邑令郑釴重修名曰“安禅寺”。
3、结合《学宫左旁斋舍祠堂记》,更明了曾渊子和安禅寺的渊源。曾渊子年轻时读书其中,于寺壁得见曾巩手书自作诗《赠安禅勤上人》,极为感慨,并将该墨迹摹刻下来,收入书中。成年后官高权重命邑令将该寺改建为祠堂,以纪念祖先。
4、尤为重要的是,该条目所定时间值得怀疑。“安禅寺:西理坊,旧名禅邱,宋治平中赐今名。”据此,宋治平之前该寺不叫“安禅寺”。治平元年为公元1064年,曾巩46岁,正在京城校编史馆书籍,他年轻时写诗就预见该寺将改名为“安禅寺”?所以有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县志有误,可能在更早的时间该寺已更名为“安禅寺”;二、该诗标题原本是《赠勤上人》,比如曾渊子《学宫左旁斋舍祠堂记》中所录就是这个标题,而《曾巩集》中该诗标题里“安禅寺”三字为后人所加;三、“安禅”,身心清静之意,曾巩写此诗时以此赞勤上人,后人即以“安禅”名此寺。要甄别清楚,必须依据最老版本的曾巩文集,即宋元丰八年王震作序的《南丰先生文集》,如果该文集中载有该诗,则一目了然。
在此还必须知道的是,南丰历史上曾有过两座“安禅寺”,《南丰县志·卷十三·祠祀》载另一安禅寺:“县西北三十里,唐咸通二年建,今废。”因距离县城较远,与曾渊子所言“跬步而近”“余少时读书其中”不合,故认定该安禅寺不是曾巩诗中的“安禅寺”。
此时的曾巩
曾巩出仕前,到底是在南丰居住的时间长,还是在抚州居住的时间长,学者们各有所见。但一致认为,宋皇祐元年(1049年)曾巩31岁至嘉佑元年(1056年)38岁进京科考前这8年时间,是居住在南丰的。《赠安禅勤上人》就是写于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曾巩确实“困”“贫”。首先,已进京考过两次,均落榜,因此还受里人讥讽,坊间所传诗歌可为证:“三年一度举场开,落煞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其次,之前其父被诬失官,有望起用时又在他乡客死,一家重担全落在他身上。他的很多诗文中有明确的表述。
“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况已近衰境,而常犯风霜。”《读书》
“然吾亲之养无以修,吾之昆弟饭菽藿羹之无以继,吾之役于物,或田于食,或野于宿,不得常此处也,其能无淡然于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于物者,有以为之矣。”《南轩记》
“而是时,家事亦滋出。自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汴、睢、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
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
望洞庭,转
彭蠡,上庾岭,由浈阳之泷,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貙虺之聚,与夫雨旸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筥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学舍记》
综合来看,曾巩独当家事,为一家生计辛劳奔波,为弟妹婚嫁费心尽力。由于劳作,他在田间吃饭,甚至在田间露宿。后人嘴里的“耕读”是件非常浪漫优雅闲适的事,其实曾巩之“耕读”可谓劳碌顿挫而蹇踬之极。《学舍记》中写他游走四方,但不是游山玩水,大约是在做农人之余,他还得充当商人四处经营,“单游远寓”,“力疲意耗”。在这样的背景下,家门附近安禅寺内有一僧人“高明”而“风义厚”,曾巩视之为知音,极为“相亲”,时时互访,谈诗论道,也算在落寞之时能有些许快乐。
诗首联他庆幸自己虽然屋庐破旧,门庭冷落,但有德行高尚、明睿智慧之人为邻。颔联以水竹比拟,称赞勤上人气节刚直;以秋山翠岚比拟,称赞勤上人品行端方,和他相交,令人洽和怡悦。颈联以季子、原思自比,表明自己虽处“困”“贫”,而坚守仁道,不坠青云之志;此联虽写自己,实则表现勤上人的识见和德行。尾联直接盛赞勤上人情谊深厚,表达自己对和勤上人相交抱以极大地热情。
纵观史籍,古之有闻者,三十而后,得仕之前,近十年间,经营家事劳碌顿挫者了了。曾巩身处困顿而能励其志、坚其守、广其学。曾巩坚守期间,远有欧阳修、王安石、杜衍、刘沆等达者给予劝勉,但是近而相知者了了,勤上人算是一个吧!读此诗,念及此,能不令人潸然泪下!
诗中的勤上人
目前没有发现其他史料记载曾巩和勤上人的交往以及勤上人的具体情况。但欧阳修有一朋友,是僧人,法号恵勤,被称为“勤上人”,钱塘人。此“勤上人”则见于两宋诸名士诗文中。南宋学者李耆卿《文章精义》中提及:“永叔《山中樂》三章贈恵勤,望其出佛而歸儒,持論甚正。”可见欧阳修对勤上人评价很高,说勤上人虽出佛门,但思想上却归于儒家。蔡襄《送勤上人归吴中》赞他:“勤师内外久著力,文字骨节初老成。”尤其重要的是经欧阳修介绍,苏轼任职钱塘时与勤上人相交甚厚,其文章《六一泉铭并序》《钱塘勤上人诗集叙》都是为勤上人而写的。
摘录两文相关内容如下:
予昔通守钱塘,见公(欧阳修)于汝阴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间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盍往从勤乎?”予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抵掌而论人物。(《六一泉铭并序》)
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诗书学仁义之说者,必引而进之。佛者惠勤,从公游三十余年,公常称之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尤长于诗。公薨于汝阴,余哭之于其室。其后见之,语及于公,未尝不涕泣也。勤固无求于世,而公又非有德于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岂为利也哉。余然后益知勤之贤。使其得列于士大夫之间而从事于功名,其不负公也审矣。(《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这两段文字都表明勤上人归于儒家,德行高尚,擅长诗文;也表明欧阳修与勤上人互相间相知极深,情谊深厚。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作一个大胆的推测:欧阳修是否在曾巩与勤上人之间互相作了推介,以至勤上人来到南丰曾巩家就近的安禅寺挂单而以便交游?这仅仅是推测,有待发现相关史料以佐证。